
1979年3月18日,沈阳的春寒依旧未散。机场跑道上,残留的积雪还没有融化,63岁的谢有法刚踏下飞机舷梯,寒风刮得他眯起了眼睛。他这次是来沈阳军区报到,准备担任副政委。然而,仅仅三天前,他还在向总政部递交申请,表示自己年纪大了,身体不适合承担一线的重任,只希望能被安排为省军区的顾问。可命运显然没有按照他“低调”的愿望安排他。
谢有法的履历和许多同代将军们有所不同。新中国成立后,他被调到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,担任政治部主任。那时,全国大力倡导“向解放军学习”,许多军中的政治工作干部被调去地方参与建设,谢有法就是其中的一员。工地上的热气与石灰粉尘,很快把硝烟的味道盖住了,他也从一个年轻的军人,变成了一个在机关工作的“老兵”。
1966年,特殊的历史背景让一场动荡席卷而来。此时,谢有法已经不再穿戎装,而是换上了中山装,但他依然未能躲过这场风暴。会议停止了,文件也难以审批,整个系统都陷入了混乱。谢有法被迫“靠边站”,这一站就整整持续了十三年。在这漫长的岁月中,他只能在北京郊区的宿舍里种花养鱼。有人问他:“老首长,你还惦记部队吗?”他平静地回答:“盼着还能再为部队出点力。”
展开剩余72%1977年春,随着中央拨乱反正的步伐加快,谢有法的身体状态也略有好转,他觉得自己不能再闲下去了,于是给总政部几位副主任写了报告:如果组织需要,愿意回到华东地区担任省军区顾问。他在报告中真诚地写道,自己曾在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,在山东、江苏等地战斗多年,对这些地方非常熟悉,而且现在体力不如以前,做些调查研究、协助整理史料会更为合适。报告发出后,并没有石沉大海。很快,组织给出了回复,但新的职务安排却迟迟没有消息。有人劝他再催促一下,但他摇摇头:“组织有更大的安排,我等一等也没关系。”等待虽然在军人字典里不是褒义词,但对一位老兵来说,学会等待也许是一项必须的功课。
1979年初,转机终于出现。总政部打来电话,通知他调到沈阳军区,担任副政委。消息传出时,许多朋友为他高兴,但他却皱起了眉头,连夜写了一封辞职信,语气依然谦和:“我脱离部队多年,身体不好,恐怕会影响工作。如果能调任顾问,我会非常感激。”这封信送出后,再也没有得到回复。
就这样,谢有法站在沈阳的寒风中,正式履新。刚开始的几天,他就被送进了军区总医院,进行全面体检。检查后,专家建议他要限制工作量,严格安排作息。他苦笑着对警卫员说:“这阵势,像是先戴上手铐再去上战场。”然而,既然命令已经下达,他只能硬着头皮走出病房,进入会议室。经过一段时间的适应,他终于找到了突破口——民兵工作。当时,沈阳军区负责东北三省,边海线长,重工业多,民兵体系对于地方与部队的衔接至关重要。他前往丹东、佳木斯、通化等地,视察营房,了解民兵连的建设情况,还和地方干部一起喝高粱酒、聊装备。在一次辽西小村的视察中,他拍着民兵排长的肩膀说:“虽然这些民兵的枪口指向的是我们,但他们也是国家的墙根。”这句简单的话,让在场的干部都忍不住笑了,也深深记住了这位新来的副政委。
工作渐渐有了进展,但不久后的1980年8月,他再次接到新的任命——调任解放军政治学院,担任政委,接替因病休养的唐亮。很多人不理解:身体还需休养,为什么又被提拔?军委干部部给出的理由很简单——“熟悉政治工作,年富力强。”年富力强?谢有法自己听了都笑了:“63岁算年轻?”但一想到那些七十多岁依然在带队演习的同龄人,他也只好笑笑。
政治学院位于北京西郊,学员来自全军各个兵种。谢有法把课堂当作战场,几乎每一节课都去旁听。有一次,教学观摩结束后,他把授课教员叫到走廊里:“教材中说到‘官兵一致’,光讲理论是不够的,最好加些亲身经历。”教员回答:“我没打过仗,哪来的经历?”谢有法从口袋里掏出一枚残缺的子弹壳递给他:“把这个摆在讲台上,再讲理论,效果就会完全不同。”这堂课,后来成为了学院的教学范例。
三年转瞬即逝,1983年夏天,谢有法正式转入二线,留任学院顾问。有人为他感到惋惜,但他却淡淡地说:“总得给年轻人腾点位置。”两年后,组织批准了他的离休申请。那天,他卸下了所有职务,回到家后,把自己在辽东民兵点留下的一顶旧棉帽挂在书房的墙上。据说,后来有人问起那顶帽子的来历,他只是摆摆手说:“能戴帽子的时候早过去了。”
谢有法的一生,没有什么惊心动魄的传奇桥段,但在几次“低头”和“抬头”之间,展现了老一辈军人对职责的坚守。他归队的道路并不平坦,但始终坚守着一句话:“听从命令,服从分配;但能说的,我绝不会多说。”后来的年轻学员整理资料时,翻到了他写给总政部的请辞报告,首页上只有简简单单的八个字:“身体欠安,甘当顾问。”这简单的字句,把一位将军谦逊的心意展现得淋漓尽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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